黨中央在延安13年政治建設的穩步推進階段（3）：黨中央民生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黨中央在延安13年政治建設的穩步推進階段（3）：黨中央民生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一、土地政策的改變

在近代中國革命中，農民問題無疑是革命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而解決農民問題的核心就是確立正確的土地政策。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中國共產黨認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平均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最直接最徹底的辦法。然而，在抗戰時期，能否繼續實行土地沒收的政策呢？這成為關系到中國革命成敗、挽救民族危亡的關鍵問題，毛澤東指出：“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一套辦法不能適用于現在?！薄睹珴蓶|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767頁。因此，早在1937年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就指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不久，又決定將“減租減息”作為抗日時期的土地政策。1941年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在未經分配土地的區域，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債主的債權，唯須減低佃農的租額與債務利息，佃農向地主繳納一定的租額，債務人向債主繳納一定的利息，政府對租佃關系及債務關系要加以保護及合理調整。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5輯，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其后，各級參議會和政府都作出相應決定，貫徹實行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的新政策。

然而，由于部分地主士紳的反對，以及政府工作上的一些缺陷，大部分地區“減租減息”的政策并未能有效開展。地主以收地、倒佃威脅佃農減租，以提高租額，改死租為活租，改粗糧為細糧，大斗收租與擴大土地面積等方式對抗減租政策，甚至制造謠言，收買干部，蒙騙佃農破壞減租政策，使得“減租減息”政策的實行遭遇困難。當然，在客觀上，強制的減租確實也損害了土地所有人的合法利益?！督夥湃請蟆?941年4月發表了題為《我要加租》的群眾來信，其中提及：現在一坰川地（菜地）的收益，至少值3000元以上，我要向佃戶收回，佃戶不肯。要加租，又不肯，向邊區政府交涉，也沒有結果。放著自己的土地，自己卻不能使用。佃農交租，每年每坰地只給我小米五升（值50元）?！督夥湃請蟆?942年4月5日第2版。1942年：5升小米=50元；2013年：5升小米=10公斤小米=100元。顯然，這類現象并非個例。再加上1941年以來實行了“三三制”的民主政策，開展民主選舉成為政府工作的中心，而強制減租減息有可能會妨礙統一戰線，影響到統一戰線政權的建立，減租減息暫時被放到次要位置，減租減息運動并未真正發動起來。胡民新、李忠全、閻樹聲：《陜甘寧邊區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頁。大規模的減租減息，一直到1942年冬至1943年春才真正開展起來。

194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確定貫徹“減租減息”的基本原則，承認農民是抗日和生產的基本力量，對農民應加以扶持。承認地主階級之大多數有抗日要求，一部分開明紳士是贊成民主政策的，對他們應加以聯合。承認富農以及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力量，對于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生產應加以鼓勵。決定指出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即一方面減租減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政府法令要有兩方面的規定，不應畸輕畸重。一方面地主應普遍地減租減息，不得拒絕實行；另一方面農民也要交租交息，不得抗租不交。一方面規定地主的土地和財產權仍屬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對自己的土地出賣、出典，抵押及作其他處置之權；另一方面又規定，當地主作處置時，必須要顧及農民的生活。對于減租、交租、租佃契約和佃權等問題，決定規定：地主應減租減息，減輕農民負擔，農民應交租交息，以保證地主一定的地租收入，讓地主能生活下去，以減少其反抗性、增強抗戰實力。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頁。政府滿足地主與農民雙方的合理要求，保證雙方的人權、財權和地權，不是扶持這個階級去打擊另一個階級，而是以居中仲裁的方式調節農民與地主的階級關系，兼顧雙方利益，使兩方各得其所、各安其命，以實現團結抗戰的目標。

1942年10月，中共西北局召開了高級干部會議，糾正了土地政策中對地主只團結不斗爭的錯誤傾向。中共西北局、邊區政府派出調查團到各分區、縣領導減租運動，使減租運動在未經土地分配區域迅速開展起來。經過充分的政策宣傳教育，部分地主，尤其是開明士紳，積極支持減租政策，主動實行減租。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和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安文欽等均表示擁護“減租減息”政策，主動實行減租。米脂縣桃鎮區地主李鳳雄表現很好，當地政府邀請他參加減租檢查會，督促和檢查地主減租，對減租起到了示范效應。綏德辛店區地主王隨合，減租法令下達后積極響應，他說：“八路軍在前方拿命拼，我為啥不出公糧，不好好執行減租法令？！”胡民新、李忠全、閻樹聲：《陜甘寧邊區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頁。然而，也有個別地主采取各種辦法欺瞞政府、抵制減租。如一些地主通過抽佃的方式，對佃農利益造成很大損害。一些人假典假賣，抽回土地，或名為收回自耕，實際是暗中另行出租，甚至公開收回這塊租出另一塊，公然驅逐佃戶。綏德有家佃戶提出按四六分成，即地主得四，佃戶得六，被地主將地收回，臘月二十六被趕出家門，導致無家可歸。面對種種狀況，佃戶們說“減租倒好，沒地種事大”。因此，如何很好地保護佃權，成為減租深入開展的關鍵。

因此，在抗日統一戰線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在貫徹“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方面，既保障了地主的地權，又保障佃農的佃權，從而保護地主財產權，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展邊區農業經濟。為了細化減租政策，邊區政府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制定了《邊區土地租佃條例》，在1944年12月邊區的第二屆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討論后，獲得一致贊同并通過?！皸l例”規定：保護佃農的佃權，在抗戰期間，出租人依法收回租地時，應顧及承租人承買之優先權，禁止借口自耕收回租地，暗行出租或任其荒蕪，以及假典假賣等行為。租佃期限滿后，出租人仍將其出租時，原承租人有依照原契約繼續承租的權利?！皸l例”還厘定了各類土地租種的租額。定租的減租率不得低于“二五”，即減原租額的25%；活租按原租額減25%—40%，出租人所得不得超過收獲量的30%；伙種按原租額減少10%—20%，減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過收獲量的40%；安莊稼按原租額減去10%—20%，減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過收獲量的45%；同時，“條例”規定天災人禍致收成減少或毀滅時，承租人得商情減付或免付應交租額?！皸l例”同時對地主的地權進行了保護。租佃土地，應簽署租佃契約，不論書面或口頭，需要有見證人，或經當地鄉長證明。減租后，承租人應按照條例的租額交租，不得短少，有力能交租而故意不交的，出租人有權請求政府依法予以追繳?！皸l例”還規定，因邊區在1940年實行減租政策，故1939年底以前的欠租一律免交。在已經分配土地區域，因多年欠租早已免除，且租額甚低，故不再適用“免交”的規定。開墾他人之老荒地，三年免付地租，三年之后，再按照該條例繳納地租。此外，為照顧軍屬、抗日軍人家屬及貧苦孤寡，因喪失勞動力出租少量土地為生活者，可以不受該條例減租的限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匯輯》，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頁以下。應該說，“條例”關于減租政策，區分了多種不同情況，作出了頗為細致的規范，對減息政策規范化的作用是積極的。

規范土地減租的《邊區土地租佃條例》公布實施后，邊區各級政府展開了廣泛的宣傳，依據各地實際，制定適宜的租佃條例實施辦法。在新的租佃條例指導下，由于農民的佃權有了保障，明確了減租的數額，解除了佃農的后顧之憂，也保護了地主的合法利益，減租運動得以在邊區各地迅速推行。

邊區的減租條例雖然十分細致，但在減租的實際工作中，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在綏德分區，一些地少人多的農民為了得到土地，投機“增租奪佃”。已經有租地的，為了保持租地不被收回去，寧愿多交租子。有一家按條例應該交一斗八升租，他一定要多交二升湊足二斗，地主強調這不是多交，而是農民的贈送。沒有按照法定租額收租的業主，不說實話，害怕政府處罰，以多報少。也有個別佃戶害怕和業主鬧不好而被收回土地，因而附和業主的意見，互相包庇。曲子市的佃戶石惠玉不愿向政府說明租額，土橋鄉佃戶魯生寬、王存錄說：“這事去不得，你們把租子減低，地主不讓我們種地怎么辦？就是公糧重一點，政府給什么減一點?！薄犊谷諔馉帟r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7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頁。因為互相包庇，使得當面調查也毫無成效。這些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由于條例不夠具體、漏洞很多，向群眾宣傳不夠，農民不敢斗爭；另一方面，也是部分干部對減租政策的了解不夠，政府也不能主動地對法規實施狀況進行檢查和糾正。

為了克服減租中的各種阻力，更好地推行減租減息政策，除了繼續推進條例的宣傳與檢查外，邊區政府還在農民中間發起了減租會、減租檢查委員會、租戶會等組織，通過組織化的農民斗爭，保障減租政策的順利推行。這些組織的領導成員人數不等，一般是五到七人，多為群眾中有威信之佃農擔任。減租會等組織的負責人有的叫主任，有的叫委員，也有叫會長。這類組織一般都制定有入會信條，如貫徹政府減租決定，不與地主暗中勾結，破壞減租政策，等等，由加入組織的農民共同遵循。雖然這類組織不甚嚴密，但由于共同信條，所以達到思想一致，行動堅定，在減租運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42年，綏德義合區黨家溝農民就成立了保地減租會，領導農民進行減租斗爭。該會成立后，在領導減租減息的斗爭中，獲得了積極成效。不久，佳縣、淳耀、鎮原等地鄉村也相繼成立群眾性的減租斗爭組織。

減租會等群眾組織中，集中了一批鄉間的優秀骨干分子，他們有威信、有能力，熟悉老鄉實情，政府通過他們宣傳減租政策，發動群眾，取得了較好效果。減租會的工作，也培養了一批有能力的基層干部，成為黨在農村開展工作的骨干力量。減租會由于贏得廣大農民的信賴，受到地主的認可，所以它也成為領導生產、開展支前擁軍、進行防奸自衛活動的組織。每逢農忙，減租會等組織領導群眾變工、扎工、開展互助合作，集體下種和收割。擁軍支前等工作只要有減租會出面，任務也完成得更好。

經過黨和政府的各種努力，邊區的減租政策取得了積極效果。減租減息使得邊區農民得以翻身，減輕了農民的過重負擔，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欠租是農民祖祖輩輩留下來的，交不完的租成為壓在佃戶身上的沉重負擔，邊區租佃條例規定1939年之前的欠租一律免交，勾掉了欠租，一下子卸下了農民身上的重擔。減租后，農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農民開始有了余糧。綏德郝家橋貧農劉永山家里有四口人，一直靠佃種和攬工過日子。他家僅有山地四坰，租種地主土地23坰，1943年共收粗糧129石。減租以前，劉永山家即使有上述收成，負擔公糧和交租后，糧食仍不夠吃，減租后糧食有了剩余，他們的生活比減租前有了較大改觀。黃正林：《陜甘寧邊區社會經濟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頁。因此，減租顯著增加了貧苦農民收入，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減租政策得到大多數農民的積極擁護。

黨領導下的其他抗日根據地，也結合實際推行了減租的土地政策。在冀魯豫邊區，由于過去減租后對永佃權保證不夠，導致地主勾結雇農合力反對，地主富農的威脅報復，也使得佃戶與雇工有很大顧忌。因此，邊區根據實際情況，更多地注意發動群眾，提高階級覺悟，爭取群眾支持，并在公糧的合理負擔執行以后再實行減租，《黃敬談民主民生運動》，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頁。因此在進行的時候也較為順利。在鄂豫邊區，舉辦土地登記，實行減租減息，取締了私人征收湖稞河稞，免除湖賦河賦。法令規定了地租不得超過主要收成之實收量375‰。保障地主一律按照“二五減租”原則收租，佃農按照此比例交租，地主不得預收地租，廢除押金等額外剝削。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歷史資料》第3輯，1984年，第10頁。在晉察冀邊區，租佃政策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修正了“減租減息條例”，重申“保障財產所有權，土地使用權，確定產業買賣自由權”之命令，規定減租減息后必須交租交息，死契地一律不許回贖，副產品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的十分之一，錢租地可以雙方自愿改為半實物或實物租?！稌x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總論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05頁。在太行革命根據地，減租運動中充分貫徹了群眾路線，使得減租運動克服了包辦代替或恩賜的觀點，采用反省的方法，啟發群眾的階級覺悟，引導群眾自動走向斗爭。不僅確定減租與生產的關系，與減租的方向，還在減租的同時組織群眾生產，減租后緊接著過渡到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并在減租的實際工作中培養了群眾路線的新作風?！短猩礁锩鶕厥妨蠀矔濉ね恋貑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頁。各個抗日根據地結合實際的減租運動，很好地執行了中央的減租政策，并在具體工作中，促進了政治建設的成效。

二、債務政策的調整

在成功推進了減租的土地政策后，中共中央同時也推進了債務政策的調整，依法規范不合理的債權債務，減輕了勞動人民的債務負擔。債務政策調整之前，陜甘寧邊區高利貸、“利滾利”、借糧押地等高額利息債務現象非常常見，貧困農民生活困苦不堪。尤其是在災荒年，貧苦農民借糧食經常是借三還四。此間借錢不論數目大小，均須以地作押。期滿不贖變為典地。典地到期無法贖取或需用錢時，只可將地找價出賣。地主即以最低廉的價格將典地買進；尤其一遇遭荒，地主便得了最好機會，可以用最苛刻的條件，將大批土地收買進來，再出租給那些賣出田地的農民去耕種?！犊谷諔馉帟r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7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頁。也就是說，高額的借貸利息，及強制性的土地抵押等債務負擔，也成為導致貧困農民失地，并進一步貧困化的重要原因。

為了改變不合理的借貸慣例，減輕貧苦農民的債務負擔，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在對租佃土地減租的同時，也調整了債務政策，限制了不合理的債務利息。在《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附件中，對減息問題做出專門的規定：減息是對于抗戰前成立的借貸關系，為適應債務人的要求，并團結債權人一致抗日起見，而實行的一個必要政策，應以一分半為計息標準。對付息超過原本一倍者，停利還本，超過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債權人不得因減息而解除借貸契約，債務人亦不得在減息后拒不交息。對于抗戰后的息額，應以當地社會經濟關系，聽任民間自行處理，政府不應規定過低息額，致使借貸停滯，不利民生?！吨泄仓醒胛募x集》第13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頁?？傮w來看，債務關系中的減息，采取了區分時段的辦法，減息是減抗戰之前的，不減今后的，減息是為了合理調節抗戰前形成的借貸關系，減輕債務人的過重負擔?？箲鹬?，民生的日趨艱難，導致借不到錢成為主要的矛盾，所以對其后的借貸，強制規定息額不超過一分或一分半，是“害自己”的政策，故應該聽任農村自由處理，不應該規定息額。以一般的經濟規律，借貸付息具有合理性，但債務利息畸高，本是應該受到法律的限制，中共1942年之后實施的減息政策，糾正了之前的一些偏“左”的極端做法，既減輕了貧困債務人的過重負擔，又保護了債權人的合法利益，因而成為一項較為合理的政策，起到了團結各階層一致抗日的目的。

在鄂豫邊區，新的債務政策也得到推行，注意對債務各方利益的維護。利息由雙方確定，但要求舊債不得超過年息二分，革命法律不保護高利貸，保證債主放債收息，債務人按此原則還本付息。舊債付息超過一倍者停利還本，超過二倍者本利停付，凡農民因借貸而典當出之田地，期滿后有隨時贖回之權利?！抖踉ミ厖^抗日根據地歷史資料》第3輯，1984年，第10頁。更趨合理的政策法令，得到了社會廣泛的支持。

“減租減息”政策的推行，大大減輕了農民，尤其是貧苦農民的生計負擔，得到了農民的積極擁護，調動了農民革命的積極性。因此，“減租減息”作為土地債務政策，不只是具有經濟的作用，更對政治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皽p租減息”政策的實施，調整了階級關系，不僅使農民得到了經濟實惠，而且提高了農民在農村的政治地位，使地主失去了在農村的舊權威，階級關系和土地關系發生了有利于農民的轉換。減租減息也使農村土地所有制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地主經濟在削弱，土地所有權由集中走向分散，中農經濟在壯大，農村中出現了中農化趨勢。在抗戰的背景下，“減租減息”政策的普遍推行，既減輕農民負擔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又保護和團結了熱心抗日的地主階層，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創造了條件。因此，“減租減息”也成為這一時期政治建設完善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三、勞動政策的變化

“減租減息”政策的推行，改變了邊區的土地、債務關系，減輕了貧困農民的負擔。同時，隨著邊區工業的發展，邊區工人階級不斷壯大，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各方面抗戰的力量，邊區勞動政策也出現了新變化。

1942年之前，邊區的勞動政策傾向于保護工人的權益，更注重保護工人生活的必要改善。在勞動政策中，違背了經濟規律，出現了一些不適合當時當地條件的過高要求，如要求過高地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人待遇，甚至才出現一些極端的情況：比如有的地方施行了強制增薪，增薪的幅度非常大，“最少限度要增到百分之百，有的利用似是而非的計算法，甚至到了百分之三百、四百，乃至五百。增薪政策并有回溯的效力，一個工人要求增加過去二年三年的工資，甚至在一二十年前所作過的一件工作，現在也可以請求增薪。假如地主爭辯，他們將被關進牢里去?！痹靶牛骸蛾儽奔粲啊?，桂林新中國出版社1939年版，第4頁。有些政府法令要求雇主提供給工人衣服鞋襪，工人同雇主吃同等伙食，工人參加會議除工資照發外，還要雇主供給飯錢，要求工人分紅利40%，監督檢查盈利數目，過分強調了八小時工作制，向雇主規定了過高的傷亡撫恤金。對于工會的要求與條件，強迫雇主必須執行，甚至實行聯合請愿示威與罷工等尖銳斗爭形式，強迫雇主雇傭失業工人。有的分區不遵守政府法令，自由打漢奸，沒收漢奸財產分給失業工人，以至于工會直接代替政府處理漢奸案件的事情發生，造成工農對立，工人與雇主的嚴重對抗，嚇走了地主、商人，妨礙了根據地工商業的發展。胡民新：《中共延安時期的統戰政策》，人文雜志社1996年版，第93頁。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三三制”民主政策的推行，這些不利于團結的勞動政策顯然有作出調整的必要。

到了1941年，邊區參議會通過，由邊區政府頒布的“五一施政綱領”開始對不適宜的勞動政策作出新的調整，其中規定：調節勞資關系，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增強勞動生產率，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5輯，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拔逡皇┱V領”將新的勞動政策納入邊區的根本法，初步使其實現了初步的法制化。同年9月，邊區政府第80次政府委員會上，討論通過了邊區工人待遇條例，明確邊區各工廠實行實物與貨幣混合工作制，工廠除供給工人必須的衣食住行外，還要發給一定的貨幣工資，如輕工業的工人每月發15—50元，重工業工人每月發25—75元工資。胡民新：《中共延安時期的統戰政策》，人文雜志社1996年版，第98頁。這樣，穩定了工人的收入來源，有效地保障了工人的正常生活。1942年12月，陜甘寧邊區中央局發出《對財政經濟政策的指示》，1943年1月高崗在西北局高干會上的總結報告，都提出了新的勞動政策。在陜甘寧邊區，新的勞動政策必須與當時的任務相適應，既照顧到民生，同時保障公營的、合作社的、私人的各種企業的合法利益，在邊區經濟發展可能范圍內改善工人的生活與待遇。工會的工作中心要組織與教育工人為自己的事業，提高紀律與勞動率，以新的勞動態度對待邊區的勞動任務。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作、有飯吃；另一方面要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最終達到團結人民合力抗日的目標。在晉察冀邊區，“勞動條例”也進行了新的修正，一方面適當改善工人待遇生活，另一方面提高勞動紀律，團結勞資雙方發展生產。在工會的領導下，有的工人工資較之前提高了一些，有的因為物價高漲的原因，工資沒有提高，或者還相對減低了一些。1940年以來，多數都實行了半實物工資制，這樣勞資雙方的利益都照顧到了。1940年夏，冀中有些地區，還有北岳區，把八小時制搬到農業雇工身上，結果起了很大糾紛。1942年以后，依照新的勞動政策法令，根據農業耕作的習慣，按照四季有忙有閑的生產習慣，有效解決了勞動糾紛?！稌x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總論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06頁。這些做法，都顯示出這一時期的勞動政策更加符合社會實際，因而也更具合理性。

在工業發展中，突出了公營企業的發展。邊區政府辦了一批工廠企業，因為是政府辦的，與資本家私人辦的有截然不同，它不是為了私人利潤的追求，為了個人發財致富，而是為了國家為了人民，也是為了實現抗戰的勝利。公營企業是勞動人民自己的，不由資本家管理，因而工人與工廠就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管理中也有一套更為人性化的方法，通過與工人合作，激發工人勞動的積極性。在公營企業，管理人員具有群眾觀點，工廠的個人也有群眾觀點，因為工人織的布，做的衣服和鞋子，都是給八路軍穿的，給人民穿的。工人造的東西，都是給八路軍和人民用的，因此工人們也逐漸樹立起新的勞動觀念。工廠的事情大家負責，有困難，一起討論，共同來研究如何解決，工廠的領導機制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每個人的職責都比較分明，誰的工作沒做好，誰就應該負責，并進行適當改進。

因此，這一時期勞動政策是新民主主義制度下的新勞動制度，是更有效調節勞資關系的政策，“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面，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薄睹珴蓶|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頁。在這一政策下，既反對資本家借口困難延長工時，加重工人的勞動強度，又要教育工人不能過于強求八小時工作制。工人必須遵守勞動契約、勞動紀律，使工廠能夠維持和發展生產。對廠方借口勞動紀律阻止工人參加抗日團體，須采取正確政策與說服教育的方法，以達到解決矛盾，調動勞資雙方參加抗戰，鞏固與發展抗戰統一戰線之目的。胡民新：《中共延安時期的統戰政策》，人文雜志社1996年版，第102頁。

總體來看，陜甘寧邊區的勞動政策一改過去偏“左”的方向，在向更科學、更合理的趨向發展，工人等勞動者與資本家、企業主的權益得到了同樣的保護，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故激發了企業發展的活力，改善了勞動者的生活，團結了贊同抗戰的各階層力量，成為適應日趨嚴峻的抗戰局勢的正確政策，并有力支持了政治建設的繼續完善。

（作者 馬京平、何旺旺）

（選自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5）《政治建設史》，肖周錄主編，第三章第三節，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