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在延安13年政治建設的逐步完善階段（4）：新的文化政策的確立與發展

黨中央在延安13年政治建設的逐步完善階段（4）：新的文化政策的確立與發展

一、新的文化政策的背景

文化是政治、經濟的反映，又指導政治、經濟，還反映軍事，指導軍事。文化政策是陜甘寧邊區政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更好的政治整合，以達成抗戰建國目標的重要構成要素。由此，邊區新的文化政策在整個政治建設中的作用也得以凸顯。但是，陜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與藝術人士思想上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錯誤認識，影響了文化教育在服務政治中的作用發揮，具體說來，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文化界普遍存在著脫離邊區實際、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傾向，不適當地強調“正規化”，脫離了根據地的客觀環境。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日趨緊張、群眾抗日熱情高漲之際，延安不少文藝工作者仍熱衷于演出《欽差大臣》、《結婚》、《雷雨》、《日出》等“陽春白雪”的經典戲劇，一般群眾看不懂，更不適應抗戰的現實需要。相比之下，一些適應抗戰需要、反映民族戰爭和邊區建設的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和節目，被個別文化藝術工作者認為是“豆芽菜”、“小玩意”，得不得足夠重視。當時魯迅藝術學院的不少教師，緊鄰農民的場院居住，卻從不與農民往來，把自己關在窯洞里創作那些客觀上“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的“大、洋、古的東西”?！逗鷨棠净貞浢珴蓶|》，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頁。因此，文化藝術成為文藝界自說自話的東西，與廣大人民群眾毫無關聯。

一些文藝工作者世界觀中存在著小資產階級思想，自覺不自覺地暴露，并產生出一些錯誤的論調，和革命利益發生了沖突。如一些文藝工作者鼓吹“藝術指導政治”、“藝術至上”，片面強調了“為藝術的人生觀”，文藝工作者的任務就是“暴露黑暗”，提出“還是雜文的時代，還要魯迅的筆法”，有的甚至提出小資產階級作家始終是中國文學運動的主力軍等。1942年三四月間，王實味連續撰寫的《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硬骨頭與軟骨頭》等文章，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梁星亮：《陜甘寧邊區史綱》，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頁。沈霞在日記中記錄說：我同樣在每個具體問題上，怕人家說我猶豫、膽小，而迫著自己去表現大膽、果斷，而這些卻并不是真真的、立場站的很穩的大膽、果斷、明確，而是小資級的狂妄性，面子。這一種心理，在1941年5月至10月表現得最為明顯，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是按著這些來做，處處表現與眾不同，一時朋友這樣認為，自己也這樣自負。后來了解到那種所謂明確、果斷等并不是一種正常的、馬克思主義的人生態度，而只是小資產級的沖動的一種表現。沈霞：《延安四年》，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頁。在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一些文藝工作者熱衷于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際遇、生活瑣事和苦悶消極情緒，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邊區工農群眾與抗日戰士缺乏了解，不愿意以滿腔熱情歌頌和表現他們，而更多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

不少文藝工作者中間存在宗派主義的傾向，嚴重影響了文藝工作者相互間的團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延安文藝界發生了諸多爭論，其中有不少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有助于文藝的發展。但也有不少是毫無意義的甚至彼此無原則的人身攻擊，有時為了一些非常細小的問題都能引起爭端，特別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藝運動中存在的宗派主義紛爭，隨著不少當事人到延安而被帶到了延安的文藝界。這些宗派主義的紛爭，不僅無助于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無助于大眾化文藝目標的實現，反而加劇了文藝界內部的對立和沖突，阻礙了文藝的創新。

延安文藝界出現的種種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文化藝術作用的發揮，未能達到文化反映生活、文化服務政治軍事的根本目標，背離了無產階級文化藝術的宗旨與方向，從而也影響到政治建設的持續完善，給整個抗戰和革命事業帶來了消極影響。

二、新的文化政策的確立

為了更好地端正文藝方向，徹底解決文藝為誰服務和文藝界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親自主持召開了有100多人參加的文藝座談會，當時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陳云、任弼時、博古、王稼祥等參加了會議。座談會先后召開了三次全體會議，共有幾十位文藝工作者發言，毛澤東自始自終參加了三次會議并作了發言。座談會充分發揚了民主，與會者表達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帶頭發言的作家蕭軍直言不諱：黨內人士、非黨人士、進步人士是一家；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雖說是一家，但它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的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胡喬木的發言則有所不同：“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有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敝禅櫿伲骸堆影踩粘Ｉ钪械臍v史（1937—194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10頁。毛澤東一邊聽，一邊記，有時點頭，有時淡淡一笑。

5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結論性”發言，這一發言“大氣磅礴、高屋建瓴。首先，有針對性地提出看問題和處理問題，要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觀念出發的方法論問題，簡明扼要而縱深廣闊地擺出當時文藝工作面臨的現實。然后指出文藝工作者的中心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和如何為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或者說在此前提下，提出并解決一系列有關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包括文藝方針、政策、路線問題。條分縷析，深入全面”公木：《〈延安時期毛澤東文藝思想〉序言》，載余飄：《延安時期毛澤東文藝思想》，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文藝座談會結束后的一周內，毛澤東又發表了兩次關于文藝問題的講話，對座談會講話內容作了進一步補充闡述。這幾次講話的內容，后來就被整理成為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并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全文發表。毛澤東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并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闡述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以及如何服務的問題，并將其確定為文藝的基本方向。1942年5月28日，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毛澤東又對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進行了深入闡明，提出文藝工作者要同工農兵結合的文藝方針，要破除資產階級的思想，徹底地運用馬列主義，文藝家要向工農兵取材，要和工農兵做朋友，像親兄弟姐妹一樣。老百姓唱的歌，民間故事，機關里的墻報，戰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藝術，一字不識的人可以講出美麗的故事，連說的話都是藝術性的，忽視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說老百姓粗手粗腳算得什么，輕視那些東西，這是不對的。我們的政策是要他們小心地好好引導他們自覺地而不是勉強地和工農打成一片。少數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這是思想問題，不能勉強，不能用粗暴的態度?！睹珴蓶|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432頁。1944年3月，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發展了“講話”精神，他認為文化是政治、經濟的反映，又指導政治、經濟，“今天我們邊區有兩種秧歌：一種是老秧歌，反映的是舊政治、舊經濟；一種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經濟?！彼终f，“過去，成百成千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脫離群眾。開了文藝座談會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們慢慢地摸到了邊，……就是反映了群眾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邊區的政治、經濟，這就能夠起指導作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 ?！睹珴蓶|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頁。這一系列講話精神，確立了黨的新的文化政策，很快成為延安新文化發展的重要指針。

在新的文化政策的指引下，邊區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群眾文教運動，文藝界、思想理論界也對新的文化政策展開了深入探討。文化藝術工作者們開始認識到，邊區文化，有進步的方面和落后的方面，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其進步方面；而封建文化殘余，是其落后方面。邊區人民從政治上、經濟上破壞了封建統治，反映政治經濟的文化生活，也應破壞這種統治。從領導方向與新文教工作的政治地位看，文化上的這種舊統治也已經開始被破壞了。邊區開展了多種多樣的文化教育活動，農民、戰士、工人等都開始接受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過去的舊的文化觀念受到了根本的破壞，占邊區民眾大多數的農民，他們的觀念形態的最主要方面，封建文化的影響已經很大程度地被打破了。但還有很大一部分農民的文化生活的廣大領域里，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封建文化殘余。因此，迫切需要確立新的文化政策，更有效地傳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對落后的文化觀念實施徹底改造，以實現政治建設的進一步完善。

組織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為主，毛澤東在大會上提出要組織文教戰線上廣泛的統一戰線，不要鬧孤立主義，這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的敵人是百數十萬群眾腦子中的封建遺產，我們的建設是百數十萬人的腦子的識字與健康，而我們的干部又如此缺乏，我們的物質力量也深感不足，如果沒有廣泛的統一戰線，便不要幻想大規模群眾文教運動的成功。統一戰線的實質有兩方面。一方面，是要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中間力量，向封建文化殘余進軍，是為要在文化上解放群眾的舊腦子，從帶有若干封建殘余的腦子變為完全民主的腦子。又一方面，是為要動員一切可能動員的進步力量，大踏步開展新民主文化運動，是為要在文化上擴展群眾的新腦子，讓他們看得遠一點，從今天出發，又能照顧明天?！督夥湃請蟆?944年11月20日第2版。

為了更好地宣傳、貫徹新的文化政策，1944年5月，西北局宣傳部、邊區政府教育廳與邊區文協聯合發出了召開全邊區文化教育會議的決定，文教會議的任務，是檢查與總結邊區的各級各類教育，以及文化學習、藝術活動、大眾報紙等方面的經驗，發揚典型范例，獎勵模范文教工作者，討論邊區文化建設的具體方針，開展邊區文化運動。文教大會在是年10月召開，來自綏德、延屬、三邊等五個分區和部隊、機關、少數民族的400余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大會總結了邊區文教工作的各種經驗，指出這種成績的取得，主要是文化藝術正確地反映了同時指導了邊區人民的民主生活，文藝工作者靈活地適應了邊區分散落后的農村環境，大膽采用了傳統文藝中一切確實可用的部分，并注入新的時代內容而使之獲得新的生命，同時也大膽地采用和創造了人民傳統中所沒有而又為人民所需要的各種新文化形式。邊區的文教大會，對新的文化政策的確立與貫徹，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總體來看，延安時期新的文化政策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強調了文化藝術的大眾化、時代化方向，并通過廣泛的文化教育，達到以文化反映生活，文化服務政治，最終實現革新人心、推進社會的目的。

三、新的文化政策的特點

陜甘寧邊區的新文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代表著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符合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更好地反映了邊區的軍事、政治與社會，因此體現了極大的先進性。這一新的文化政策體現出一些鮮明的特點：

文化工作始終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陜甘寧邊區的文化工作，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在理論體系上確定了文化的先進性。新的文化政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發揮文化宣傳的積極作用，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研究和傳播，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程。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工作的直接領導，貫穿于陜甘寧邊區文化戰線的各個領域，確保了黨的路線、方針在文化工作中的主導地位。中國共產黨人在文化理論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索，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成為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的重要指南，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就文化工作撰寫文章、發表談話，對完善中共的文化理論作出了貢獻。中共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文化政策，發布了多個文化工作的指示性文件，確立了無產階級文藝為人民群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確立了革命文藝的評判標準、文藝的大眾化道路、文藝工作的普及與提高、文藝工作者的立場等一系列馬列主義文化藝術的基本原則，確定了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方向。

新的文化政策始終堅持了大眾化的要求。緣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新文化服務對象的正確定位，這一時期的文化政策始終具有大眾性特征，樹立了文化為工農大眾服務的觀點。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睹珴蓶|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深刻闡明了新的文化政策的大眾性特征，文化工作就應該為人民大眾服務，文化應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在文化工作中，人民群眾參與文化建設，創造文化作品，享受文化建設的成果，文化藝術工作者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共同推進了文化建設工作。在新民主主義文化政策的感召下，從全國各地來到陜甘寧邊區的文藝工作者投身于文化為大眾服務的事業中，不少文化團體奔赴抗戰前線、深入工廠農村，實踐了文化大眾化的要求。樊為之：《延安時期黨的文化建設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文化大眾化的發展方向，也使得文化藝術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愛戴與認同，文化自身的發展也獲得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而獲得了持久的生命力與影響力。

新的文化政策體現了鮮明的創新性特征。中共確立的新的文化政策，既確定了聯系實際、服務大眾的總體方針，又不故步自封，始終對各種優秀文化藝術保持開放態度，在積極吸納各種文化長處的基礎上不斷創新，真正實現了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相融合。在秧歌、戲劇等一些文藝形式中，始終強調了文化的創新，對傳統劇目從內容到形式都進行了符合時代特色的革新，造就了新評劇、新秧歌，創作了《白毛女》、《兄妹開荒》等新劇目，受到了人民大眾的歡迎，發揮了積極的政治作用。在文化內容上，革除了那些反映封建腐朽思想的糟粕，新增了弘揚民族氣節、鼓舞抗戰、反映社會進步和人民新生活的內容，使得文化藝術展現出生機勃勃的景象，達到了通過文化藝術推動社會進步、促進政治發展的目標。

新的文化政策保持了歷史的傳承性。盡管這一時期的文化政策更多地體現了革命和建設的需求，更具有時代性特征，但同時又沒有完全隔斷中華文化藝術的繼承性，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借鑒，從內容到形式上，都體現出民族傳統文化的特色，形成優秀民族文化與革命新文化的有機融合。毛澤東極為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在閱讀李鼎銘贈送的《永昌演義》后，提筆回信：此書贊美李自成的個人品德，但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大順帝李自成將軍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極著名的一次。李曉劍、王天丹：《李鼎銘研究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對農民斗爭精神的褒揚，實際也在說明，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具有傳承性，發展革命的新文化，是批判地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不是一概地排斥、割裂文化的延續性。

黨在延安時期確立的新的文化政策，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歷史經驗。成熟而繁榮的文化藝術，需要有正確的文化理論，在延安時期，這就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就是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工作的正確領導。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指導下，有效協調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證關系，推動了文化藝術的不斷創新發展，發揮了文化藝術的政治作用。文化工作依靠誰，為了誰，又是一個核心問題。黨的新的文化政策科學回答了這一問題，提出了文化工作堅持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總方向，使人民群眾能夠充分分享文化建設的豐碩成果。這一時期的文化工作堅持深入群眾、深入生活的工作路線，從人民群眾中獲得最豐富的源泉，創作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作品。在深入群眾的基礎上，就能夠發揮文化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從而為政治建設的完善提供助力。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發展先進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大力弘揚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宣傳馬克思主義，努力用先進的政治理念引導文化藝術。黨的新的文化政策要求我們，在文化工作中必須堅持正確的理論指導，堅持大力發展文化藝術事業，堅持進行文藝創新，創作更多的為群眾喜愛的文化作品，堅持文化育人，以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將中國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推向前進。因為文化與政治互動作用的關系，新的文化政策的推行，也有力地促進了邊區政治建設的繼續完善。

（作者 肖周錄、岳曉雨）

（選自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5）《政治建設史》，肖周錄主編，第四章第四節，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